认真研究历朝历代兴衰存亡的过程，可以看出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就是：风气与政权的存亡密切相关。不仅封建帝王建立的政权如此，就是农民起义取得的政权，也没有跳出这一规律。李自成进北京之前，“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进京后，陶醉于暂时的胜利，作风大变，忙着筹备登极大典，纵容部下四处烧杀淫掠，花天酒地。这就是他为什么从进京到离京，仅仅只有43天时间的最直接原因和最惨痛教训。我希望大家再次重温郭沫若在1944年写成的《甲申三百年祭》。

许多清醒的政治家和有识之士都注意到了历代统治者从艰苦创业到腐败灭亡的周期性现象。1945年7月，毛泽东同志与黄炎培先生有一次著名的“窑洞对答”。黄炎培先生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作风建设事关一个政权、一个国家的存亡绝续、长治久安，事关一个组织、一项事业的荣辱成败、兴旺发达，事关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健康快乐、幸福和谐。加强作风建设，避免腐化堕落，是古今中外成大事者夺取政权、保持政权、巩固政权的必由之路。这也是我们共产党人“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得出的基本历史结论。

二、作风建设是我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

无产阶级政党历来高度重视作风建设。最早在党的建设中使用“作风”一词的是恩格斯。十月革命后，列宁多次批评严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斯大林首次提出了共产党的作风即党风问题。我党最早提出“党风”科学概念的是毛泽东。真正将作风建设作为一个完整的命题进行研究和实践，形成系统的理论，是我们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的伟大历史创举。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共党史，就是一部与时俱进地加强作风建设的历史。

从总体上我们可以将党的作风建设史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建国前（1921-1949），党在革命战争血与火的考验中，形成“三大优良作风”，取得执政地位。

从建党之初起，我们党就把作风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1926年，中央发出《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这是我们党历史上最早制定的反腐倡廉文件。1927年成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在中央苏区开展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反腐倡廉运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发了我党第一个惩治腐败的法令，毛泽东也对党内和红军中存在的主观主义、本本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严厉的批评。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延安整风”运动，明确提出要“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党的七大第一次总结了我党的“三大作风”。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28年间，我们党在严酷的战争中领导人民树立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延安精神”等不朽的丰碑，在粗布衣与卡其服、小米野菜与牛肉罐头、陕北土窑与庐山行宫、步枪土炮与美式装备的殊死较量中，以“三大优良作风”显著区别于其他政党，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戴，由最初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