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建国至十一届三中全会（1949-1978），党在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考验中，继承和发扬“三大作风”，巩固了执政地位。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巩固新生政权，1950年我们党开展了全国解放后的第一次整风运动，1952年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反行贿等为主要内容的“三反”、“五反”运动，1953年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为主要内容的新“三反”运动，1957年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1961年中央号召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2年中央召开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中央领导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十年“文革”极大地损害了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拨乱反正后，我党发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干扰，使党的优良作风得以恢复和发展。

这一时期，我们的党和国家在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走了一些弯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也是一个物质生活极度贫乏的艰难时期，但在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的感召和鼓舞下，新的时代精神不断涌现，如：“抗美援朝精神”、“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人民群众正是从这些优良作风和崇高精神中看到希望，相信党有依靠自身力量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决心，因而始终能够与党同舟共济。

三是改革开放以来（1978年至今），党在“两大历史课题”的考验中，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文明秩序重建工作，开辟了执政兴国的新局面。

改革开放以来，面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提高拒腐防变，抵御风险能力的两大历史考验，我们党站在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坚持不懈地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

一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相继开展整党、“三讲”教育、“三个代表”学习教育、党员先进性教育、新党章学习教育等活动。十五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逐步建立健全了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仅仅党的十五大以来，中央纪委、监察部制定党风廉政方面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有120余项），严厉查处了陈希同、成克杰、胡长清等一大批群众深恶痛绝的腐败分子。最近，依法对严重危害群众生命安全的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处以极刑，对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体现了我们党反对腐败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二是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切实解决一些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提出了“纠建并举、标本兼治”的工作方针，“谁主管、谁负责”、“行业必须管行风”的基本原则，党政统一领导、政府部门主抓、条块紧密结合、纠风办指导协调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据不完全统计，近五年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纠风办在纠风专项治理工作中共查处违纪违法问题在75万件以上。国家统计局问卷调查表明，群众对纠风工作满意度2006年比2002年提高了11.5个百分点。

三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消除不正之风的思想文化根源。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颁布实施了《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在全社会大力倡导“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蓬勃发展，社会风气极大好转。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上一些执政党，由于作风腐化，悖逆民心，严重脱离群众，最终被人民所抛弃，相继失去执政地位。而我们党继承和发扬优良的传统作风，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经受住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严峻考验，顶住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回击了各种敌对势力的种种挑战，带领人民创造了“